3月19日，一场题为“略谈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与春秋大义”的学术讲座在白云校区7-407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人文与教育学院专任教师汪美葵博士主讲，为在场师生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周代历史画卷，深入探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精神的兴衰与内核。

讲座伊始，汪美葵博士从制度层面切入，系统介绍了周朝的社会根基——分封制的形成与概况。她详细梳理了诸侯的由来与构成，为听众厘清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最初的权力脉络与宗法关系，搭建起理解春秋历史的基本框架。

随后，汪博士以周王朝的历史演变为线索，讲述了从周幽王失国、平王东迁到春秋五霸迭兴的历史进程。她指出，王室式微与诸侯崛起的背后，正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礼”开始松动的表现。

在讲座的核心理论部分，汪美葵博士对“礼”的概念进行了深度阐释。她指出，周代的礼制内涵丰富，以宗法分封制度为躯干，以严密的官职体系为骨架，而礼乐文化则是流淌于其中的血液，共同构成了维系西周社会稳定运行的严密体系。

然而，“礼”的崩坏并非一朝一夕。汪博士通过对比春秋初期与后期的战争形态，生动展现了“礼坏乐崩”的演进轨迹。她细致辨析了宋楚泓之战、城濮之战中犹存的战争礼仪与“伐、侵、袭”等军事思维的严格区别；而后期的柏举之战则彻底撕下了温情的面纱，呈现出残酷的兼并本质。这一演变过程，被汪博士视为周代礼乐文化不可逆的崩坏之兆。

讲座的落脚点，在于“春秋大义”。汪美葵博士最后介绍了孔子生平及其修撰《春秋》的动因——面对“礼坏乐崩”的乱世，孔子以一部史书寄寓对王道秩序的呼唤。她深刻阐发了“春秋大义”的主旨：即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坚守、对“华夷之辨”的文化自觉，以及通过历史评判来彰显文明的演进方向——使道德的标尺在历史的评判中日益严明。

尤为精彩的是，汪博士对“春秋笔法”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深入解读。她指出，《春秋》绝非一部平铺直叙的史事记录，而是一部字里行间暗藏褒贬的“微言大义”之作。所谓“春秋笔法”，其核心在于“以一字寓褒贬”，即通过精妙的用词、严谨的称谓、有序的编排，不动声色地传达出孔子的价值判断与道德立场。

汪博士举例阐释了这种笔法的精微之处：同样是记录战争，《春秋》中会根据战争的性质与发起者的动机，审慎选用“伐”（鸣钟击鼓、堂堂正正的征伐）、“侵”（不宜而战、悄然进犯）、“袭”（轻装偷袭、乘其不备）等不同动词，战争的正义性与发起者的道德形象便在这一字之差中判然分明。又如对于诸侯的称谓，生称“公”还是死后追谥，书“卒”还是书“弑”，是称名还是称字，都严格遵循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在看似客观的记述中隐含着对乱臣贼子的鞭挞、对守礼君子的褒扬。

这种“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的书写智慧，构成了《春秋》独特的史书写作原则：它既追求“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又在选词排序间寄寓着“拨乱反正”的价值追求。正如汪博士所言，《春秋》以一己之力，在乱世的废墟上树立起一座道德审判所——它不施刀兵，却使“乱臣贼子惧”；它不言刑罚，却让千秋功罪在文字中无所遁形。这种将历史书写与价值评判熔于一炉的独特传统，不仅成就了《春秋》作为“经”的崇高地位，更奠定了中国史学“寓褒贬、别善恶”的千年风骨。

 本次讲座由疏盛楠老师主持，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陈南先、副院长韩艳洁，以及张晓东教授、郑仲桦博士、陈华、陈群、赵猛、段欢欢、余思毅等教师共同出席。讲座历时近两小时，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汪美葵博士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仅深化了师生对春秋历史与礼乐文化的理解，更激发了在历史变迁中探寻文化本质、传承中华文脉的热情，为学院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稿件来源：人文与教育学院

撰稿：赵  猛

图片：赵  猛

初审：郭  航

复审：代  婵

终审：陈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