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文专业成了高考报名的热门，就连很多进入大学后的理工科学生也不失时机地寻求转为中文专业。但热归热，就业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于是不乏有学生动过想成为作家的念头。但成为作家真的容易吗？这恐怕是大多数中文专业的学生都急切想获得答案的“作家之问”。

为了回应“成为作家究竟难不难”的疑虑和问题，6月13日下午，由科研处主办、人文与教育学院及图书馆共同承办的广理大讲堂系列活动特别安排了一场由作家、广州理工学院特聘副教授郭明老师主讲的题为《成为作家：一个会开花的梦》的讲座。讲座在广州理工学院一教208阶梯教室举行，200余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来自中文专业的同学们全场带着雀跃的心情聆听。郭明老师就“成为作家”这个学子们既感兴趣又陌生的主题展开讲座，当讲到深处时席间有同学情不自禁地发出“好一场及时雨啊，消除了我们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却裹足不前的疑虑”的感慨。

讲座上，郭明老师围绕“作家是什么？”“成为作家容易吗？”“为什么要成为作家？”“成为作家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来衡量你已经是一名作家？”“我真的能成为作家吗？”“怎样成为作家？”这些中文专业的学子极为感兴趣的话题与同学们进行交流。

郭明老师表示，作家有文学家、大家、著名作家、知名作家、普通作家、专职作家、业余作家、自我认同的作家等区分，其中文学家是作家中地位最高的，因为文学家需要既通各种文体理论，有相应的论著，还要有丰富而重要的创作成果，譬如建构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并有一系列重要代表作的高尔基，在思想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文学创作等领域都有重大贡献的鲁迅，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文学家。而对于普通作家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有一定的创作成果，因此成为一名普通作家并不难，郭明老师例举了当下形形色色的人成为作家的例子证明了这个观点。

郭明老师接着抛出“什么样的人不会或难以成为作家”的话题，他认为，永远相信天赋的人、心动但从不行动的人、没有自信的人、一受挫折就放弃的人、从小就顺风顺水高枕无忧的人、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时间被工作占满的人（譬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商人），这几类人主观上或客观上决定了其不会或难以成为作家。

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作家呢？在郭明老师看来，特定时局下忧国忧民的人、历经磨难的人、中文专业学生、记者、军人、教师这几类人更容易成为作家，而这几类人当中，历经磨难或特定时局下忧国忧民的人又是最容成为作家的一类人。他例举了从西汉时期到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身世和经历，这些作家有：司马相如、陶渊明、刘勰、骆宾王、王勃、陈子昂、王昌龄、孟浩然、王维、孟郊、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蒲松龄、吴梓敬、曹雪芹、鲁迅、朱自清、郭沫若、老舍、巴金、路遥、陈忠实等等。“这些作家中95%以上的都是历经磨难的，要么是从小丧父丧母或家里揭不开锅，要么就是在政治上被排挤或陷害，尤其是多数都有被贬谪的经历，而且所处的年代都是动荡不堪的，抑或是处于一个特定的时局之下，”郭明老师说，“之所以历经磨难的人容易成为作家，是因为这一类人善于思考生命的意义，需要精神寄托，因此文学创作就成了最好的寄托；之所以忧国忧民的人最容易成为作家，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当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堪时‘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思想就会萌动，他们带着美好的愿望期盼社会变革或革新，但现实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时候就需要间接地表达见解，更需要情感的宣泄，而文学表达就是宣泄压抑情感最有效的方式。譬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事实上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一种情感宣泄和理想寄托。”。

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经历太多苦难的人，比如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就很难成为作家呢？郭明老师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表示，和平年代之下中文专业的学生更容易成为作家。他指出，只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就很容易成为作家，一是有写作基础，二是有写作动力。而拿文学史上历经磨难而成为作家的这些人与当今受过专业文学理论训练的中文专业学生相比，前者因有独特的苦难经历故而有写作的动力基础，但相比之下他们相对缺乏系统的文学知识基础；而后者有专业的文学理论基础，但缺乏足够的写作动力基础。但既然前者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基础都能成为作家，那么受过专业文学理论训练的中文专业学生只要能找到写作的动力，就更容易成为作家。他表示，这种动力可能源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思考，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社会弊端的看法等，或仅限于出人头地的功利目的，这些都会成为驱使自己去写作的内因，一旦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加上适当的激励条件的外因通过写作动力这个内因一起作用，中文专业的学生成为作家的几率比任何一类人都要大得多，甚至还更容易成为学者型的作家。“像葛红兵、李洱、格非这样的作家就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们就属于学者型的作家。”他说。

郭明老师表示，当下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的人越来越多。他指出，中文专业的学生选择成为作家，不仅意味着找到了精神皈依，还意味着今后在竞聘其他职业时多了一个增值砝码，甚至意味着有了一个保底的职业。他用苏格拉底“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从来不担心树枝突然断裂，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它自己的翅膀。”这句著名的名言做比喻：中文专业的学生多了作家这个职业或能力，就好比一只鸟儿多有一双翅膀，哪怕某天在人生的某处受阻或跌倒，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作家这双翅膀，在哪里跌倒，从哪里飞起来。

郭明老师接着用创意写作的原理阐释了成为作家并非难事的观点，“创意写作原理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但前提是要经过必要的科学的技能训练。”他谈到，在我国传统的中文教育中是存在“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样的论调的，言下之意就是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而这种“作家天赋论”的论调是不科学的，这种论调已经被在欧美流行上百年并且以大量事实证明“作家可以培养”的创意写作学科的实践攻破。

“近十年来在以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创始人、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葛红兵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将创意写作从欧美引进中国后，有数百家高校相继开设创意写作课程，以及如今创意写作被正式列为中国语言文学之下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列的二级学科的事实来看，也基本能够证明中国文学教育界正在接受作家可以培养这种事实。”郭明老师说。

至于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郭明老师指出，一是要趁早播下“成为作家”的种子，二是要紧跟时代脉搏，选择有价值的题材，三是要像作家一样去阅读，四是要像哲学家一样去观察，五是训练架构思维、逻辑思维、创意思维和形象思维，六是从模仿开始，七是要像雄鹰翱翔蓝天那样放飞想象，八是要像蜜蜂勤奋酿蜜那样投入写作，九是要像太阳普照大地那样只管耕耘，不求功名。

郭明老师表示国家之下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写作的客体，但笔触关照时代和国家命运的作家才伟大。“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在发展中固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咱们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这些领域还存在着比较尖锐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地看待事物，我们要能看到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进步，要看到国防尖端科技的日趋发展，要看到相较之下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的态势，要看到我们大国地位的快速崛起，要看到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仁爱之光，同时更要看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潜在危害等等，这些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从‘文学为人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紧跟时代脉搏，用文学做点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当下文学创作的首选。但这不意味着文学就一定是必须是行讴歌之事的工具，其实它还应兼具对社会的审视和反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这个道理。同时文学也同时具有安顿人的灵魂的功能。所以，无论将文学这个工具用在哪里，只要用得好，它都是有价值意义的。”

郭明老师鼓励同学们珍惜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为中文专业的同学们创造的有利条件，拿起手中的笔，去大胆地实现心中的作家梦。他表示，如果把“作家梦”比作一块人们盼望去耕种的土地，那它看起来好像是一块高高地置于世界屋脊上的高深莫测的土地，但实际上这块“土地”是非常“廉价”也非常容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留地”。没有哪个职业像作家这个职业那样具有包容性：什么人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耕种，它允许任何耕种它的人在任何时候光临它这块“土地”，来去自便！

“当然，如果你想要从它的土壤里收割果实，你必须像一个智慧的农民一样，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一样，趁着春天，用勤劳和智慧播下一粒种子，并辛勤地呵护它，那到了下一个春天，它一定会是万紫千红的百花园。”他如是说。

最后，郭明老师用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写作学会会长胡伟教授的那句“写作是用爱发电，写作是星辰大海，写作是梦想之舟，写作是飞翔之翼”作为结束语为讲座画上句号，然后转入提问环节。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郭明老师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互动中点亮了同学们写作的信心，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在搞好专业学习的同时积极投入写作，力争成为一名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作家型人才。

此次讲座由文学系的秦苏老师主持并进行总结。陈彦熹老师、郭咏妍老师和许珊珊老师等出席了讲座。

郭明，云南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云南省纪实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写作学会理事，广州理工学院特聘副教授，蒙古国奥肯大学博士生导师。

2004年从武警部队退役后，在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省报任记者、新闻特稿部主任、周刊主编，2013年开始专事文学创作，历任云南省纪实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纪实文学学会会长，云南省社科联委员，中国写作学会理事等职，同时在多所高校任教文学课。

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泣血长歌》，长篇纪实文学《浴火繁花》等作品20余部，多次获各类奖项。2020年荣膺《教育艺术》杂志封面人物。

讲座现场（一）

讲座现场（二）

撰稿人：郭瑞彤 秦苏